史料研究

在民国时期的天津市三条石横街路东南，曾有一处驰名远近的建筑“高阳商帮会馆”。商帮会馆的坐落位置，东临永增军装局，南临刷纸庙胡同，西北邻三条石横街，西邻金钟桥大街，北临大王庙后街，门牌：第八号。“高阳商帮会馆”的设立，标志着高阳纺织业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。但关于“高阳商帮会馆”的设立时间、建设的资金来源等，基本源于后人的口头传说，即使见诸于史料记载的文字，也多是口头传说的转述。厘清“高阳商帮会馆”的历史，对研究高阳县纺织业的兴衰进程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1987年，由高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记载：民国13年，境内水灾。天津商税局向本县布线业征敛“二五附加税”(总额两万余元)。县商会派代表与北洋政府财政部交涉，迫使天津税局退还所征税金，因无现款，遂将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空场划给高阳县以作抵偿。后本县于此建立“高帮会馆”，作为布线交易场所，至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时，会馆收归天津市所有。

这则史料，属于口碑资料，由尚健在的民国时期在一些布线庄供职者或布线庄老板回忆提供。从这条资料可知：原位于天津市的“高阳商帮会馆”设立于1924年秋。建立商帮会馆的场地由天津商税局“以地贷款”赔偿所得。但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《高阳商帮会馆历史档案》专辑中，有两份档案，详细记载了高阳商帮会馆建立的前因后果。可以证实，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中关于“高帮会馆”的来历并不可信。

其中一份档案是民国30年12月30日由原商帮会馆董事冯仲昭向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提交的《房契遗失请补发新契申请》，档案原文如下：

高阳商帮会馆（具呈人）

冯仲昭，38岁，现住三条石东口，铺在天津，（名称）德源号

职业：冯仲昭，商帮会馆董事

呈为房契遗失恳请补发新契事

窃高阳商帮会馆，坐落河北三条石东口金钟桥大街路东，于民国十六年间，由本会馆出资向直隶省长公署购置官产，并发给（直）字第二号执业证书，遂于同年建筑楼房瓦屋，完成之后在官方领有契纸（其房基宽长尺寸及四至，另有影图说明）。改契纸在民国十九年，官产局长宋大沛曾于查验。嗣于二十六年事变，全套契纸存高阳县商会，因炮火紧急，以致遗失。其执业证书影图在天津市保存严密，未予失落。兹为保持产权起见，特此恳请钧局鉴核，赐予补发新契，以维产权，实为公便。

谨呈天津特别市财政局

附：呈执业证书影图三张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

由冯仲昭提交的《房契遗失请补发新契申请》，至少可证实：①高阳商帮会馆的建立时间为民国16年，而非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所述民国13年。②高阳商帮会馆的地块是由高阳人出资购买的官产，而非“以地贷款”退赔的税款。③高阳商帮会馆的设立与天津税局征收“二五附加税”似乎无关。考证“二五附加税”征收沿革，首先自1926年10月11日起由广东开征，随即上海、苏州、镇江等口岸也循例以内地税名义由当地海关附征。此时北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海关均以内地税名义征收附加税，洋商不敢反抗，乃大为所动，遂召开临时关税会议，讨论决定由内阁明令公布，于1927年2月1日起由海关征收二五附加税，而非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所述始自民国13年开征。从上述资料也可以看出，口碑资料的局限性。如果说这份《房契遗失请补发新契申请》对高阳商帮会馆来龙去脉的叙述仍嫌简略的话，那么产生于民国31年6月的另一份档案，则更为详尽。

高阳县商会公函 第□号

呈为执业证书遗失新获地界证件检问捐照恳请补发新契以维产权事

窃高阳旅津商人于民国十六年间，由同帮巨商张造卿（时任直隶全省商会联合会会长，于民国二十年身故）、张幼玻等多人发起，由旅津高阳商人共同筹资12000元，呈由前直隶商会联合会，转呈直隶省长公署所有之坐落津埠河北三条石东口金钟桥大街路东，地十九段，计三亩八分八厘，连同旧房八十九间半，一并承购，并蒙恩准免于投标，于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，印发（直）字第二号执业证书，具领。遂于同年鸠工庀材，拆建新厦，作为高阳商帮会馆。复由张造卿等召集同帮各商，成立董事会。会馆房屋除设会外，余房出租，补助会费，并历年在本市工巡捐务机关，完纳房捐无欠。其后，董事会会员或离津或亡故，会务无人负责，所有会馆一切文书证件，均携归高阳县商会保管，津地会馆收租、完捐等事，派人经管。讵民国二十六年，高阳本城突遭事变，兵火之余，县商会财物荡然无存。是项会馆证书亦遗失无着，连年寻找未获。去年商帮会馆前董事冯仲昭，在会馆旧存杂物厢中，发现该证书照片三件，欣喜万状。遂检同照片，呈请钧局，补发新契。

高阳县商会会长王恬斋（手章）谨呈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二日

这是民国31年6月，高阳县伪商会会长王恬斋，发给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的公函。这份公函，进一步证实：①高阳商帮会馆设立于民国16年；②购买“三条石东口金钟桥大街路东地段”的资金，来自在高阳人张造卿、张幼玻等人倡议下“旅津高阳商人共同筹资”，数目为12000元（银元）；③购地“计三亩八分八厘，”连同地上附着建筑物“旧房八十九间半，一并承购”，而非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所述“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空场”，且“蒙恩准免于投标”；④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，发给了（直）字第二号执业证书，遂于同年鸠工庀材，拆建新厦，作为高阳商帮会馆。可见高阳商帮会馆建设于是年9月之后。⑤商帮会馆建成后，除会馆办公用房外，其余悉数出租，所得租金用于商帮会馆的正常运行。

由此，《高阳县织布业简史》所述：“天津商税局向本县布线业征敛二五附加税，县商会派代表与北洋政府财政部交涉，迫使天津税局退还所征税金，因无现款，遂将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空场划给高阳县以作抵偿”一事并不真实。实际情况是，民国12年4月，“太平洋会议”结束后，全国民怨沸腾。高阳县设立在天津的各商号与天津同仁一起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，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取消“二十一条”。县内工商界纷纷响应。后人在回忆录中，将两件事混在了一起，导致“高阳商帮会馆”的史料记述失实。